知县因为品级较低，自古以来就被人们戏称为“七品芝麻官”，时间一长，这种说法便深深根植于大众的观念之中，普遍认为知县不过是个不起眼的小官。然而，把这套观念套用到清代，则显得十分不合适。实际上，在清代，无论从官职的重要性还是职位的稀缺程度来看，知县都是极为关键的岗位，而要想成为一名知县，其难度之大远超想象。
针对这个观点，很多读者可能会感到疑惑：进士本身就非常稀缺，怎么可能连知县的职位都难以获得呢？对此，御史结合清代严格的选官制度，做出了具体的解释。首先，进士作为科举时代的最高荣誉，根据殿试成绩被划分为一、二、三甲。前三名直接授予翰林院官职，而其余的则需要通过朝考，决定是否能进入庶常馆成为庶吉士。
展开剩余78%一般情况下，庶吉士的录取率约为30%，那些未能通过朝考的二、三甲进士，吏部则会登记备案，将这些新科进士纳入庞大的候补官员队伍之中。清朝初年，因官员数量严重不足，新科进士基本无需排队，往往能当年授职。当然，这些新进士的授职岗位不全是知县，部分人会被留在京师的各部院衙门，先从六品主事做起。
到了康熙中期以后，随着国家逐步稳定，官员总数逐渐饱和，出现了“僧多粥少”的局面。据相关资料显示，康熙、雍正两朝，进士从进入候补名单到正式授职，最短也需四年，最长甚至达到九年。乾隆至道光时期，进士授职的平均等待时间大约维持在七年左右。由此可见，清代中后期进士选官的难度已经非常高。
如果与现代公务员考试对比，清代进士虽然通过了科举笔试，但是否能正式任职，还得通过复杂漫长的甄选流程。那么，造成进士难以获得官职的原因有哪些？以知县为例，主要包括以下几点：
首先，官位空缺数量有限，而候补人员却众多。清代全国大约有1300多个知县职位，数量看似不少，但每年退休或调动产生的空缺非常稀少。有些省份一年内仅有寥寥几个知县职位空缺。吏部选官的前提是岗位必须“出缺”，如果缺口不出现，所有选拔工作无从谈起。
当知县职位出缺时，地方督抚必须向吏部上报，这一程序称为“截缺”。如果督抚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报缺，将面临降级处罚。只有吏部拿到正式的出缺信息，才会在符合条件的候补官员中进行筛选。此时，根据候补者的身份和资历，会被划分到不同的“班”中。
新科进士通常被归入“除班”，即初次入仕者的行列，除了进士，还有举人、贡监生以及通过捐纳入仕者。除班之外，还有补班、转班、改班、升班、调班，总共六个班次。除班在除升班和补班之后，意味着在有资历的候补者优先被选中时，新科进士几乎没有机会。只有在所有高资历候补人选都不合格的情况下，才可能轮到新科进士，这种情况极其罕见。
其次，新科进士在竞选知县时面临诸多不利因素。吏部每月都会进行一次铨选，俗称“月选”，但知县出缺的数量时多时少。正式进入铨选前，吏部会通知符合条件的候补者提交个人资料，这个环节类似于现代的“投简历”，称作“投供”。
新科进士投供成功后，进入“政审”阶段，主要审查是否存在“事故”。所谓“事故”包括是否有父母去世未满守孝期、祖上有拖欠赋税记录、是否曾受过朝廷处罚等。一旦发现问题，相关候补者将被排除在当次铨选之外，必须先解决问题后才能参加后续选拔。
政审合格并不代表必定成功授职。吏部还规定，本籍进士不能在自己的籍贯或寄籍地任职，这叫做“密其回避”。例如，江苏金坛县的知县出缺，江苏籍的进士不能参与竞选。最终，吏部还要根据资历排序，即“论其资考”，先挑选有经验的候补者，只有空缺岗位较多时，新科进士才有机会入选。
以上都是吏部明确的制度规定，除此之外，官场中还存在不少暗箱操作和潜规则。简单来说，这些“潜规则”可以看作人情世故，严肃点讲则是官场腐败。新科进士若有家族背景或经济实力，愿意花钱钻营，往往能更快获得实职。
康熙中期以后，吏部文选司的官员滥用选官权力，广泛收受贿赂。尤其是书吏，因其掌握选官细节，被称为“官场难缠的小鬼”，在他们看来，规矩不及金钱重要，只要银子到位，实授职位就能迅速落实。
因此，康熙中期后，新科进士的候补期被无限拉长。多数家境贫寒的进士难以负担京城的高昂生活开销，只能回到故乡等待吏部召集，只有吏部发出调令时才返回京城候选。这部分进士占到了70%以上，等待时间通常超过六年。
由此可见，从进士到知县的道路漫长而坎坷。清代的知县绝非人们所说的“芝麻官”，反而是非常抢手的香饽饽，人人都想争取的宝贵职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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